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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

发布时间:2021-10-24 阅读次数:

  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

  “金庸!”

  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个“谜”。

  金庸小说最初发表在报纸上,就已拥有大量读者。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内地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本的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亿。所以,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至几倍。

  1991年我曾在史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作过一点调查。他们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借书日期”、“还书日期”栏内盖的戳子密密麻麻。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我曾经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谁知一调查,出入非常大,许多女学生照样爱读。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华人也同样喜欢读。真是到了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地步!

  “金庸热”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不仅由于拥有读者之多,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射雕英雄传》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许多人争相传告,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从那个时候起,可以说港澳地区就出现了“金庸热”。而且随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作品出现,“金庸热”还是长盛不衰。人们可能还记得1994年10月25日金庸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作两次讲演时的盛况,听他讲演的,请他签名的,真是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当时的主持人打趣说:“今天这形势,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热情欢迎的一个缩影。

  二是覆盖地域广。金庸的读者不但在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北美、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1991年我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坐在出租车上,听到的就是《鹿鼎记》的华语广播。我还看到过一个材料,说70年代初南越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就回骂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可见连《笑傲江湖》里这些人物在当时的南越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据韩国学生告诉我,金庸小说在韩国早有译本,并且相当风行。而近年,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德间书店也向作者买了版权,要将金庸作品全部译成日文,其中《书剑恩仇录》日译本四册已全部出版,其余的正在紧张翻译之中。英文翻译可能相当困难,但《鹿鼎记》的英文节译本亦已出版。由此看来,今天“金庸热”或许又可能超出华人世界的范围。

  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士都爱读。像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美国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我熟识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甘子钊、王选等,都是“金庸迷”。如果说上述读者还可能只是业余阅读用以消遣的话,那么,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授、专家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说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专业知识水准,而恰恰是他们,也同样很有兴趣去读金庸小说。据我所知,像美国著名学者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像中国著名文学研究家程千帆、冯其庸、章培恒、钱理群、陈平原等,也都给予金庸小说很高评价。记得1994年底,遇到女作家宗璞,她抓住我就问:“你们开金庸的会,怎么不找我呀?”我说:“听说您前一段身体不太好?”她说:“我前一段时间住在医院,就看了好多金庸的书,《笑傲江湖》啦,《天龙八部》啦,我觉得他写得真好,我们一些作家写不出来。”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生前曾表示很愿意像对待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来参加金庸小说的点评。作家李陀则用他特有的语言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这就不但是雅俗共赏,而且是科学家、文学家齐声同赞了。

  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却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

  除读者阅读状况非常值得注意之外,金庸小说本身还包含着一系列难以索解的有趣现象。举例说,金庸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又例如,金庸自己完全不会武功,却能把武林人物的打斗写得那么吸引人;金庸小说明明是武侠小说,却又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读。再例如,武侠小说一般都以神奇、曲折来吸引人,可是金庸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相当生活化。诸如此类,金庸小说似乎充满了许多不易诠释之谜。

  20世纪本是科学昌盛的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五四”之后80年的发展,也早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恰恰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金庸以传统形式写成的武侠小说出现了,并且如此长久地风靡不衰,这本身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更大的谜。

  上述种种现象,每一项都可能潜藏着有待发掘的丰厚内涵,足以发人深省,启迪人们去思考和研究。科学地揭示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深入地探讨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解开谜底,把金庸小说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金庸研究者们共同面对的课题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