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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狐之七:师徒之间──笑傲何妨思不群

发布时间:2021-10-24 阅读次数:

  冲也剑无敌

  飘然思不群

  ── 戏改杜甫《春日怀李白》句

  

  与很多朋友一样,本人最早读到的金庸传记,是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费勇、钟晓毅编著《金庸传奇》。由此《传奇》,才稍稍得知查先生的大致生平。

  《金庸传奇》,有一章节,《侠义平生》,记录了金庸与王世瑜之间的恩怨: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大。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

  此后,我读到更多关于金庸的资料,这才发觉金、王之间并非单方面的恩德。

  1967年,香港‘左派’暴民在一小撮人操纵下,发动暴乱,史称‘六七风暴’,当年8月24日,香港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先生因多次在节目中谴责暴力,在车中被人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几天后,金庸家中收到一份邮件。金庸后来回忆道:“我家曾经收到一个邮包炸弹,王世瑜发现邮包可疑,于是报警。”,这枚炸弹,可不是闹着玩的,不像‘菠萝炸弹’,仅仅意在恐吓。金庸说:“警方就在我跑马地家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张圭阳《金庸与明报》)

  当时若非王世瑜警觉,后果将如何?

  金庸对王世瑜始终如一的优容宽待,相当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感恩’心理?

  ‘炸弹事件’之后二十几天,1967年9月22日,《华人夜报》创刊,社长是查夫人朱枚女士,王世瑜出任总编辑兼督印人。其后,朱枚与王世瑜因办报方针不合,多次口角冲突,王世瑜带多名记者离开《华人夜报》,自办《今夜报》……

  “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不是焦大一个人(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与老板娘大起冲突的王世瑜先生,或许有这么一星半点的‘焦大’心态?

  知道也做到‘感恩’,没有‘仗义平生’那样光彩,其实不容易的。

  

  以上,题外话。

  言归令狐冲正传。

  网上一位极熟的老朋友,他的某一论调,却是我极端不能同意的:

 “很不喜欢令狐冲对岳不群一味的容让和姑息的态度.在<笑傲>的后部,连傻子都能看出岳君子的奸诈和虚伪,令狐居然对其还是一再容忍已到了懦弱的地步.岳不群几次险些要了令狐冲和任大小姐的命,可令狐居然还要求一再的放过岳不群.这已经是令狐性格上致命的弱点.我觉得金老爷子在这一点上把令狐写得有点假了,偏离了人性的真实.”

  对这种看法,我不理解,也太理解。

  

  鲁迅曾言:“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阮籍嵇康,就是如此。……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我认为令狐冲与鲁迅眼中“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阮籍嵇康本是一路货色。莫大先生便曾感叹“令狐世兄,你不但不是无行浪子,实是一位守礼君子”

  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白虎通·三纲六纪》:“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师长有尊,朋友有旧。”

  “朋友有旧”。“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令狐冲待向问天,是这样的。

  “师长有尊”。以师长之纪而言之,师为岳不群亦待之如张三丰。令狐冲是这样的。

  盈盈已经警告过“你师父要杀你”而岳不群本人也已直承“那日在黄河舟中、五霸冈上我便已决意杀你”,之后,师徒比剑,“令狐冲剑尖刺到对方腋下,猛然间听到他这一下尖锐的叫喊,立时惊觉:‘我可斗得昏了,他是师父,如何可以伤他?’当即凝剑不发……”(花城《笑傲》1403页)

  “他是师父,如何可以伤他?”此语此念,真可见令狐冲“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

  

  “ 过去二十年中,自己自幼至长,皆由他(岳不群)和师娘养育成人,自己一直当他是父亲一般。”(花城《笑傲》1410页)

  对令狐冲而言,岳不群既是‘师’,更是‘父’。

  ‘以父子之纲言之,父为瞽叟亦目之以石清【注1】’,令狐冲是这样的。

  岳不群,不是一个人,代表了某一政治家类型。

  “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笑傲·后记》)。

  康熙朝权臣明珠身上,即见三分岳不群特色。史载:“(明珠)见人辄用甘语柔颜,以钩探其衷曲”“务谦和,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

  纳兰明珠的品格,较诸岳不群,未见得更不卑劣。纳兰容若的性行,比令狐冲只有更其高洁。而“容若性至孝,太傅(明珠)尝偶恙,日侍左右,衣不解带,颜色黝黑,及愈乃复初。太傅及夫人加餐辄色喜,以告所亲。”(徐乾学《皇清通议大夫一等侍卫佐领纳兰君墓志铭》)。

  “明珠既擅政,簠簋不饬,货贿山积。”,这些,纳兰性德哪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又怎样?与父亲决裂,划清阶级界限?怎么会!那是20世纪已经‘进化’了的国人的拿手好戏。纳兰成德,还不会玩这个。

  

  田伯光一拍桌子,说道:‘是了,你是华山令狐冲,是江湖上的一号人物。’(《笑傲》119页)

  令狐冲受恩深重。行走天地间,一个无依无助的孤儿,而为岳不群收养,‘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授以武功。在岳不群对《辟邪剑谱》动念之前,令狐冲被江湖中人普遍认为是最有可能接岳师衣钵的首席大弟子。在《笑傲》的江湖世界,各大门派的‘少侠’们,没有谁获致这样的地位。

  令狐冲的一切,都是岳不群给的。说岳不群对令狐冲恩同再造,并不过分。

  “岳不群性子温和,待他向来亲切,他自小对师父挚爱实胜于敬畏。”(《笑傲》1309页)在令狐被责罚‘面壁’之前,看书中所写岳、狐师徒的几次谈话及相处,二人感情真是极好。岳师对首徒,确是相当厚待。若说全出于伪装,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一人踩了另一人一脚,踩人者极为大度:“没事的,回去洗洗就好了。”,被踩者答:“看来,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了。”

  今日神州,遍地可见类似的角色错乱。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屁民们,一个赛一个深明大义,齐声颂扬饿死整死千万屁民的元首。 若说当代国人完全忘却了‘感恩’,也不确切。唯有一种‘感恩’,畸形发达。而感恩的对象──纳税人以亿万资财供养的肉食者们──却是最不需要被感激的。阎崇年之流的‘感恩论’竟至充斥朝野,弥漫全国。

  加害者们,大声疾呼‘宽容’‘勿报复’。

  身为受惠者,说出的却总是施与者施恩不望报的思想。

  1942年的罗斯福总统,对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今天的‘爱国者’们动辄以罗斯福此言来证明二战期间美利坚民族对华夏的所有援助支持是完全不需要被感谢的。思维错乱,至于极点!罗斯福的话,只可证明美国人是知道好歹、懂得‘感恩’的。国人引录罗斯福语,莫非试图证实文明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甚至比美利坚野蛮人更不知‘感恩’?

  不是这样的。在《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的社论中,中共极其坦白的确认:“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

  《笑傲江湖》没有角色错乱,令狐冲尤其没有思维错乱。

  例如“ 令狐冲…本是十分聪明之人,当时原也已经想到,自己轻轻点了陆大有两处穴道,怎能制其死命?只是内心深处隐隐觉得,就算陆大有不是自己点死,却也是为了自己而死,男子汉大丈夫岂可推卸罪责,寻些藉口来为自己开脱?”

  又如:“盈盈道:‘……像你这样的人,到哪里都不会死,就算岳氏夫妇不养你,你在江湖上做小叫化,也决计死不了。他把你逐出华山,师徒间的情义早已断了,还想他作甚?’”(1076页)──这话,由旁观者盈盈说来,并无不妥。换了令狐自己来说,“像我这样的人,到哪里都不会死,就算岳氏夫妇不养我,你在江湖上做小叫化,也决计死不了。我不欠岳不群丁点人情!”这像人话吗?!

  令狐冲是人,说的是人话:“‘我刺伤了师父,又震断了他腿骨,真是……真是……’盈盈道:‘你懊悔吗?’令狐冲心下惶愧已极,说道:‘我实是大大的不该。当年若不是师父、师娘抚养我长大,说不定我早已死了,焉能得有今日?我恩将仇报,真是禽兽不如。’”(1076页)

  

  任大小姐对待‘江湖散人’,极端地不礼貌。而“群豪大声欢呼‘圣姑!圣姑!’,一齐躬身行礼。瞧这些人的神情,对盈盈又是敬畏,又是感佩,欢喜之情出自心底”

  即使面对‘嗟来之食’,除非您有黔敖先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的骨气,否则,‘一饭之恩’,也不能忘。

  嫌援助太少,嫌态度不好,那是可以拒绝的,没人强迫你接受。一旦接受了,便只有感激的份,再没有抱怨的资格。

  父辈、祖辈曾经接受过他人与他国的好意,作为后人,我们只好概括承受。如无力报答,将这份好意记在心里,也是好的。

  只有自卑感奇强、完全丧失自信力的人或民族,才会吝于从自己口中诚挚说出‘感谢’二字。

  至于自己对他人的恩德,少说为宜。喋喋不休,止增笑耳。

  感恩报恩,只有一个原因。“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愿公子忘之也。”(《史记·魏公子列传》)  

  忘恩悖恩,则可以有一万个理由。

  要求别人或别国完全不考虑己方的个人或国家利益,只为你活着为贵国着想,这样的想头,是否稍稍有那么几分无聊甚至无耻?

  《圣经》上说:“施比受有福。”按照某些人的混帐逻辑,而极端化,那就应该‘施者’对‘受者’感恩。正因为我慷慨地接受了帮助,才使尔等良心安宁,得以体会无上幸福。

  即以金庸遭遇的‘炸弹事件’为例,金庸需要感激王世瑜吗?当时都在炸弹边缘,王世瑜如不警觉,他自己也将灰飞烟灭。

  然则,金庸不需要对王世瑜感恩吗?

  令狐冲身上,有着浓重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色彩。

  但是,自由主义不等于弃绝人情、忘怀恩义。

  “现在青年的误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专门把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课。你说要打破偶像,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蔑视了。你说学生要有自主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守规律不受训练了。……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你说青年要有自尊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陈独秀《青年的误会》)

  

  现代社会,以纳税人的钱款来保障每一有智并且有志读书的公民接受教育,是当局的责任,并且也只是当局的责任。

  然而,‘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

  某些贫困大学生,受私人捐助得以求学,却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没有一句感谢的话。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仍是惊心。

  有论者由此看出中国教育的失败,这都什么眼神?恰恰相反,此类事件,正代表了吾国社会教育的空前成功。

  认贼作父,以友为仇。一登基,就屁颠颠地跑去给史大林祝寿,将劫夺我外蒙160万领土的魔头称作‘中国人民的慈父’。同年,詈骂为中国教育沥血一生的司徒雷登,使其中风而死。美国人退还‘庚款’创办清华大学,乃是‘文化侵略’,罗刹鬼占了‘庚子赔款’的最大份额而分文不吐,反倒天经地义。

  今日捐资助学的人们,实大有武训遗风。而早在1951年,“行乞兴学”的“千古奇丐”武训,已经被定性为“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之后,批判人性、蔑视亲情,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学生揪斗老师,‘校友’打死校长……

  ‘万世师表’孔子被掘坟,陶行知被批判,晏阳初被批判……

  那段历史,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刻意遗忘而消失不见,沉淀在我们血液里,刻进我们骨髓深处,永久流传在国人的心底。

  我们,是被‘转基因’了的中国人。

  我自以为很能理解网友对令狐冲善待师父岳不群的不理解,但我绝不认为“金老爷子在这一点上把令狐写得有点假了,偏离了人性的真实”  

  也许,正是我们自己的人性被成功扭曲了。甚至,部分地丧失了人性。

  看出了父、师的奸诈和虚伪,便应与之恩断义绝甚至反戈相向。那么,一旦您的父亲或是恩师,被革命群众鉴定为“走-资派”‘坏分子’“美蒋特务”“人民公敌”呢?

  或者,正因为我们有着与父母划清界限、批斗侮辱老师的集体记忆,这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令狐冲看出了父、师的奸诈虚伪,便应对他翻脸不认甚至‘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严酷无情’?

  1952年,陈寅恪先生《吕步舒》一诗(“证羊见惯借耝奇,生父犹然况本师。”),已经记录了孝道与师道的凌夷。

  传统中国人,‘恩义’观念甚重。正如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所言:“在民间的观念中,‘无法无天’可以忍受,……甚至于,‘无赖无

耻’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讲义气。但‘无情无义’绝对没有,被摒绝于社会之外。……‘情义’是最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义’的人是最

大的坏人。传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原则,而十分重视情义。……不孝父母绝对不可以,出卖朋友也绝对不可以。”

  几十年的社会教育、全民教育,功德完满。终于,塑造出一个(总体上)不知感恩为何物的伟大民族。吾辈栖迟其间,无比幸福,因为,我们踩踏的地板,已经是地狱的天花板了。

  西谚有云:“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灵魂。”

  2009、9

  【注1】瞽叟,大舜之父,多次谋害子舜。

  石清,《侠客行》中的父亲。“回头向石破天瞧了一眼,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要,也要护他周全。今日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待我石清实是恩重。’双膝一曲,也磕下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