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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良骏: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

发布时间:2021-10-24 阅读次数:

  金庸不仅是一位武侠小说家,而且是一位报业大王、政论家、企业家、电影导演和剧作家,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一大才人。他的十五部、数十巨册的武侠小说,表现了他超卓不凡的才气,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耀。然而,文学本身的价值,往往和作家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成反比。

  武侠小说,在中国虽然源远流长,但它的泛滥成灾却是在清末民初。它们和鸳蝴派小说一起,窒息了中国文学的生机,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以致成为“五四”新文学摧枯拉朽的对象。综观被“五四”扫荡的旧武侠小说,其要害在于:

  (1)脱离现实生活,不食人间烟火。“武侠世界”是一个迥异于常人的“半仙”世界。侠客们小则武艺高强,飞檐走壁,大则腾云驾雾,来去无踪。如果他们都是孙悟空,纯粹“神仙”,倒也无碍,可惜他们又都是肉眼凡胎的凡人。这样一种根本不存在的虚拟的怪物,完全破坏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包括古代武侠小说的优良传统),使中国文学从现实人生的描绘转到了虚幻世界的编造。

  (2)伪造矛盾冲突,以争强斗狠、打打杀杀为能。武侠小说必设不同门派,互不服气或素有嫌隙,于是伺机报仇,血染江湖。而冤冤相结,没完没了,杀来杀去,毫无意义。这些作品渲染的是仇杀,是凶狠,是对善良人性的鞭笞。有些武侠小说写的是友人反目,恩变成仇,发展下去也就成了门派之争。

  (3)古代武侠小说原有的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变成了跟定一个高官,镇压、剿除绿林好汉,甘作朝廷的走卒和鹰犬,这便是某些武侠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合流。

  (4)“千部一腔,千人一面”,陈陈相因,辗转传抄,成了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的渊薮,成了描绘社会生活、刻划人物形象的严肃的文学作品的可怕杀手。中国小说堕落到旧武侠和鸳蝴派可说是走到了穷途末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它们的摧枯拉朽,正是中国文学的起死回生。

  (5)小说语言的陈词滥调、粗鄙陋劣也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但是,一场“五四”文学革命不可能扫荡所有的污泥浊水,“五四”之后,鸳蝴派和旧武侠都卷土重来了。旧武侠虽然十分粗俗,但它们情节生动,故事性很强,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还是有纯文学的不及之处。而对那些粗识几个大字的城市劳动者,它们更是重要的“精神食粮”。因此,各家报纸争相刊载武侠小说,这当然也就刺激了武侠小说的重新走俏。连曾受鲁迅栽培的新小说家宫竹心,为了生计,也用笔名宫白羽写出了《十二金钱镖》等武侠小说,更不要说《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的作者李寿民(还珠楼主)以及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等人了。但是,毕竟是死灰复燃和回光返照,旧武侠到还珠楼主、宫白羽等人,毕竟已成强弩之末。

  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出现,既是旧武侠小说的脱胎换骨,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和祖国大陆不同的是,在台港澳地区,武侠小说从未被查禁,照常出版、发行。但是,上述旧武侠小说毕竟不太适应新时代的读者需求,毕竟不能不改革变化、弃旧图新了。金庸、梁羽生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武侠小说改革家。按照梁氏的说法,他本人属“名士派”,而金庸则是“洋才子”。在梁羽生的作品中,古诗词的韵味十足,而金庸作品从整体构思到人物塑造到语言运用,都力图创新求变,都努力吸收了“五四”新文学乃至世界优秀文学的营养。金庸武侠小说有别于旧武侠小说之处,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学识渊博,气势雄伟,结构宏大,才华横溢,像《射雕英雄传》三部曲等,不愧为宏篇巨制。

  (2)忠奸分明,善恶昭彰,凡正面武侠英雄,无不忧国忧民,侠肝义胆,英勇无畏,豪气干云,让人敬佩莫名。金庸尤擅长将他的武侠故事置于大的历史巨变之中(如《射雕英雄传》三部曲之于宋、金、元,《碧血剑》之于明末清初等),从而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也给人物以广阔的活动天地,使忠奸、善恶、爱国卖国之别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3)努力打破小说人物的概念化、类型化,努力使主要人物有独特性格,独特血肉,像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韦小宝等人物的塑造,便都可看出作家的这种努力。

  (4)在整体构思上,得益于中国古典小说的伏笔和照应,很注意“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但在细节描写上,又努力学习新小说的表现手法,注意细腻、逼真、个性化。综上所述,金庸便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和档次。有学者认为金庸“悄悄地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虽然言过其实,但仅就武侠小说而言,也并非毫无道理。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金庸本领再大,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武侠小说这种陈旧、落后的小说模式本身,极大程度地限制了金庸文学才能的发挥,使他的小说仍然无法全部摆脱旧武侠小说的痼疾,仍然无法不留下许多粗俗、低劣的败笔。概括言之,也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总体构思的概念化、模式化、公式化。比如《射雕英雄传》三部曲,先设下东邪、西毒、南皇、北丐、中神通五大派系,再衍生他们的恩怨情仇。五大派系的矛盾不是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而出于作家自己的杜撰。这一杜撰和那些旧武侠小说如出一辙,未见高明。武侠小说这种“旧瓶”能否装“新酒”,是很值得怀疑的。以金庸之才识,去进行全新的纯文艺创作,未尝不可以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然而,他套上武侠小说的枷锁,发挥得再超常,也只能做“带着枷锁的跳舞”了。

  (2)仍然是脱离现实生活,仍然是不食人间烟火,仍然是天马行空,云山雾罩。由于金庸想象力之丰富,以及充分利用了现代的科技文明,其小说在不食人间烟火方面可以说超过了古往今来的一切武侠小说。这也就成了金庸小说的另一大“死症”。有人说:金庸是浪漫主义。可惜,他“浪漫”得太不彻底,何不去写一部《西游记》似的新的神话小说?完全天兵天将,鬼怪妖魔,一个跟头八千里,岂不快哉!有人说:金庸是魔幻现实主义。可惜,“魔幻”则有之,“现实主义”则未必。即使有一点现实的内容,一注入虚无缥缈的“魔瓶”中,“血”立刻便化为“水”了。

  (3)仍然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武侠小说到金庸手下,不可能杜绝“厮杀”;一陷入“厮杀”,仍然必须是那些旧招数。像《倚天屠龙记》,写来写去四大本,百余万言,无非是为了争夺“屠龙刀”和“倚天剑”,值得吗?真实吗?新鲜吗?高明吗?要说这是金庸才华的浪费,难道过分吗?

  (4)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上,也有以假乱真的副作用。比如郭靖跟随成吉思汗西征成为一个方面军司令而屡立奇功,比如郭靖、黄蓉、杨过等为主角的抗元“襄阳保卫战”,便都是地地道道的无中生有。这样吹嘘武侠在现实征战中的作用,难道不是对历史的歪曲吗?难道其副作用不是超过了“正作用”吗?小说是容许虚构的,但金庸这样亦真亦假、虚构交织信史的写法是不能被认可的。其实,金庸完全可以丢掉武侠小说的拐杖,去写真正的、严肃的历史小说,其价值要高出现在这样的“四不像”不知多少万倍!

  (5)拉杂,啰嗦,重复,特别那些武打,尽管花样翻新,兵刃奇特,地点转换(甚至到海上,到北极),但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老一套,大可不必打来打去,没完没了。这里,触及了一个要害问题:金庸是靠武侠小说发家致富的,正因为有了他的武侠小说,他才敢于创办《明报》;他的《明报》的畅销不衰,主要也是依赖他的武侠小说撑门面。武侠小说写得越长,《明报》的寿命越长,金庸的财源越广。他怎么可能注意精炼?注意删节?避免重复?不客气地说,有些作品简直是有意重复,有意拖长。按照严格的纯文学创作,这是绝不可以的;即使小学生的作文,也是不允许的。这个简单的道理,难道金庸不懂吗?不是不懂,而是他不能不重复,不能不拖沓。这是金庸的聪明处,也正是金庸小说的悲哀处:为了财富,金庸只好“背叛”才华了!

  (6)旧武侠小说固有的打斗、血腥、杀人、拉帮结派等毛病,社会影响是很坏的。不幸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同样有这样不良的社会影响。这一点,虽然为一些金庸研究家讳莫如深,但我们却必须严正指出。不应该要求文学作品成为生活教科书,但有理由要求文学作品注意社会效果、社会影响。不客气地说,像武侠小说这种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是早该退出新的文学历史舞台了!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金庸武侠小说说了过多的溢美之词,其社会效果同样是不好的。这些学者对金庸过于“仰视”,角度欠妥。正确的金庸研究必须转换角度。作为一代才人,金庸先生是让人敬重的;但作为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是令人惋惜的。武侠小说为金庸先生带来了财富和荣誉;但武侠小说的低档次、低品位毕竟是金庸先生的致命伤。畅销书未必有高品位,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正是这样的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