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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访金庸,《艺术人生》畅谈风雨人生路

发布时间:2021-11-04 阅读次数:


  特殊的访谈

  为了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艺术人生》远赴香港,在聚会内地、香港众多文艺界人物作客香港维多利亚港星光大道演播现场的同时,还专程拜望访问了香港文化代表人物金庸先生。朱军如约来到金庸先生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特殊背景、特殊形态、特殊意义的访谈。

  无论是内地,还是港澳台,甚至是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凡是接触过小说的人,很少有不知道金庸的。他在华人世界的地位举足轻重。金庸先生在香港生活了六十年,他用自己的生命阅历,见证了香港六十年的变迁,也在这样的变迁中,完成着自己的人生梦想。

  八十三岁的金庸看上去还是那么神采奕奕的样子,一点没有暮年之气,这不仅让人想起他在十七岁写的一篇文章《一事能狂变少年》,六十六年的岁月流经,时光已旧,却精神依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传奇。而在中国文学史上,金庸也创造了一个武侠文学的传奇。

  不一样的际遇

  这次《艺术人生》的访谈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常态形式,没有现场观众、没有标识背景,没有舞台灯光,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在这样的情景中,听金庸先生的亲身讲述,感觉当然就不同了。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说服力,一切的验证,将在时间与回忆的荡动中,呈现出本来的样子。

  在生活中,最快得到阅历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读历史,再就是听人讲人生故事。当有机会在这位智慧长者满是书籍的书房办公室里,聆听他一生的故事,应该说是一次难得的际遇。

  八百年来第一人

  这次特别的访谈,是从金庸先生的暮年大学生活开始的。

  两年前,英译版的《鹿鼎记》让金庸获得剑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在接过证书的时候,金庸出人意料的提出读一个真正博士学位的请求。

  说到做到,这一年,他辞去任职六年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在外界一片哗然中,到剑桥大学做起了八十岁的学生。对此金庸的说法很简单:“念书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金庸说:“中国的历史学家都没学位的,我这个学位,读不读其实没关系,剑桥大学是一个做学问最好的地方。”

  当朱军问到选择剑桥是不是跟他的表兄著名新月诗人徐志摩有关时,金庸的回答很是干脆:“小的时候,受他的影响是有的,表哥在剑桥大学念书,爸爸说大了以后,你也去念。”他还透露说那时表哥在剑桥,没有读学位,只是一个旁听生。

  剑桥校长说,在剑桥的建校史中,没有哪一位赢得剑桥的荣誉博士,还要再来念学位的,金庸是第一个打破八百年记录的人,而且是剑桥在校生中年纪最大的人,那年他八十一岁。

  现在金庸先生已经读完硕士,看情形,不久就要是金庸博士了,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博士,没有荣誉字样的前缀。

  出身世家

  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世家望族查家,康熙曾亲笔题词:“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父母给他取了一个传统的文人式名字:查良镛。从小,父亲不希望他将来做什么大官,而是做一个有造诣的学者名人。那时家里藏书很多,养成了他读书的习惯,也喜欢看小说。查良镛在书香环境的熏陶下,查良镛渡过了一段宁和的童年时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乱世中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3岁的查良镛无奈之下,只能随学校南下,开始了千里跋涉的流亡之旅。

  习惯富庶生活的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人世间的苦难与哀伤。

  该有的磨难

  金庸先生说:现在一般年轻人,尤其是香港人,生活太优越了,没经过困难,一有困难就吃不消,就没法抵抗困难。年轻的时候,经过磨难是很好的锻炼,锻炼了就不会怕困难。我们这一代的人都经过这样、那样的困难。也经受过日本鬼子的轰炸、逃难走路的时候,日本飞机到了,就跑警报,飞机扔炸弹,我们扑在地下,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死了。许多的死尸躺在旁边,当时死就死了。那种经历让人什么都不会怕了,生活中的困难、物质上的困难,都不会怕了。

  少年锋芒

  查良镛经历了由安至危、由富到困的人生转折,这个生于安乐的少年在战乱的颠簸流离中,开始磨砺出自己的锋芒。

  十五岁的时候,和两位同学一起合作,编了一本《献给投考初中者》,根据中学招考的题目,做些模范答案给学生看。查良镛编国文,数学好的同学编数学,另一个同学搞排版印刷,书做得很成功,赚了相当多的钱。

  1941年,十七岁的查良镛在杭州的《东南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那篇《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桀骜之气崭露无遗。金庸对朱军说“我是个不守规矩的人”。因为狷狂的个性,让查良镛遭遇了两次被学校开除的命运。

  当时学校的训导主任执意要开除查良镛,校长希望不要开除,想保住他的学籍。最后没有保住,还是被开除了。那位校长又写信,推荐查良镛到徐州中学去念书。时过境迁,当年的中学校长去世了,金庸就出钱在学校里铸了个铜像,又题了字,以示纪念。因为金庸难以释怀对那位校长的感谢之情。

  第二次被开除之后,没有钱,饭也没得吃了,衣服也没得穿了。

  职员生活

  无奈之下,查良镛只有求助一位姓蒋的表哥。蒋表哥在重庆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做馆长。查良镛告诉他,自己被学校开除了,生活没着落。表哥说就到馆里来做个小职员好了。

  就这样,查良镛做了差不多一年的图书管理员,给看书的人签记名字,维持一下秩序。有饭吃,有薪水,还可以住在图书馆,对查良镛而言,最大的好处就是能看喜欢看的书,他在那里真算是如鱼得水。

  失之交臂的外交官

  查良镛在求学的时候,最大的梦想,是想成为一个外交官。

  新中国成立时,查良镛写了两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那时他的身份是上海《大公报》驻香港的公派人员。

  几篇文章被当时一位国际法专家、参加过东京审判东条英机一批日本战犯的梅汝敖大法官看到了。

  外交部请梅汝敖先生去当顾问,到北京就给查良镛打了几个电报,说自己年纪大了,要做这些困难的工作,困难的工作不能出去做,梅先生认为查良镛年轻有为,知识也丰富,对国际法也懂得,想请去当助手。

  查良镛一直想到外交部工作,就到了北京。

  当时周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做外交部内部工作,两人常常见面,一来二往,就熟了。

  乔冠华后来私下里对他说:‘在外交部做事,你这个地主阶级成份永远没机会,没出头的。你这个才华,你这个本事,做一辈子小职员,会很可惜的。’ 就这样,因为历史的原因,查良镛跟一个外交官的梦想,擦肩而过。

  从大侠到报人

  查良镛回到香港继续做编辑、翻译,1955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查良镛遇见了改变后来整个命运的武侠小说。当时的他不会写小说,也没有写过,但在所在报纸总编的邀请下,就接粱羽生开始写《书剑恩仇录》,并把自己名字中的镛字拆开,做了一个笔名。于是金庸一边想一边写一边发表。没想到一炮打红,一发不可收拾。金庸先生在《书剑恩仇录》成功之后,又在短短的三年内连续创作了《碧血剑》《雪山飞狐》和《射雕英雄传》,一时间风靡全港。和梁羽生、古龙一起被誉为新武侠小说的开创者。1959年,35岁的金庸用全部稿费积蓄做本,投身商海,开始实践心中更大的报人理想,打造他的报业新天地。

  金庸先生前后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笔”。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武侠小说也喜欢他犀利的文风社评。尤其是与离开的大公报的反击笔仗,更让金庸名声大振,报纸销路大开。金庸写武侠小说,最初只是为了赚钱,后来就是为了支撑《明报》事业。

  到了六十年代末期,金庸先生还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在社评之外,能够更感性的表达出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看法。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的《笑傲江湖》和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

  笔墨之外的人生

  1972年,《鹿鼎记》连载结束,金庸宣布就此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自此告别江湖。“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是金庸以除《越女剑》外的14部武侠小说书名撰写的对联,这幅对联现在就写在书房式的办公室门口。

  这些作品被翻译成很多文字,所有的武侠小说故事也超越了文字本身,被无数次拍成了影视、被画成卡通、进入了电子游戏,在华人世界甚至更广泛的空间里广为流传。

  金庸笔下的大侠似乎都是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成长、成熟起来的,这些从侧面折射出金庸先生所经历的人生跌宕起伏的风雨人生。

  1976年10月对金庸而言是最大的不幸之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十八岁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几个月以后,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中写道:“…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三十一年后,身为父亲的金庸追忆大儿子查传侠的身死,将有着怎样的感悟?金庸今生有过三次婚姻,而前两次婚姻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彼此之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对媒体谈到第二任妻子朱玫时,金庸曾忏悔说‘我对不起她’?金庸是怎么与邓小平见面的?当时他们都谈了些什么?金庸又是怎么成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他又在香港回归中肩负过怎样的使命?在办公室录制现场朱军给金庸先生带去了什么样的神秘礼物?

  《艺术人生》另辟蹊径,专心访谈,集结金庸八十年生命故事,揭秘查良镛众多鲜为人知的人生情节。

  敬请收看6月27日晚中央电视台三套20:35、一套10:39同日播出的《艺术人生》“庆祝香港回归十年特别节目”《相聚2007》之“人在江湖·金庸”。(文/姜川  摄影/宫德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