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我在人间开了一家小小的茶馆，就在洛京城最繁华的长街上。
茶馆不大，只有六张桌子，但胜在干净整洁，茶汤清亮。我每天早起烧水、备茶、擦桌子，忙忙碌碌地从早到晚。日子过得简单，却踏实。
茶馆的名字是我自己取的，叫“开口笑”。
路过的客人觉得这名字俗气，我听了只是笑笑，不解释。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我不再用言灵之力伤人。那些曾经悬在头顶的刀、钉在骨头里的钉、封在喉咙里的血誓，都随着时间慢慢淡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很小很小的祝福。
比如隔壁卖烧饼的老张头腰疼了半个月，我给他倒了杯热茶，随口说了句“喝了这杯茶，明天就不疼了”。第二天他果然活蹦乱跳地来给我送烧饼，说是睡了个好觉，起来腰就不疼了。
比如常来喝茶的李大娘丢了孙子最爱的拨浪鼓，急得团团转。我说“去后院的水缸后面找找”。她跑去一看，拨浪鼓果然卡在水缸和墙缝之间。
比如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在我店里丢了盘缠，哭得两眼通红。我给他免了茶钱，又塞给他几个铜板，说了句“放宽心，今年一定能中”。秋天的时候，他骑着高头大马回来，胸前戴着大红花，专门来给我送了一盒状元糕。
这些小小的“灵验”，让我在洛京城有了一个外号——“开口吉”。
人们说，茶馆老板娘嘴甜，说什么中什么，讨个彩头最灵验。
我听了只是笑。
从“乌鸦嘴”到“开口吉”，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群人。
这天傍晚，茶馆快打烊的时候，门帘被人掀开了。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男子，穿着半旧的青衫，风尘仆仆，像是赶了很远的路。他的脸被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茧子，不像读书人，倒像个跑江湖的。
他在靠窗的位置坐下，要了一壶最便宜的粗茶。
我给他沏上茶，转身要去擦别的桌子，忽然听见他在身后轻轻叫了一声。
“师姐。”
我的手顿住了。
这个称呼，已经很久没有人叫过了。
我慢慢转过身，仔细看了他一眼。他的眉眼被晒得太黑，轮廓也比从前硬朗了许多，但那双眼睛——
那双曾经盛满了戾气和偏执的眼睛，如今只剩下小心翼翼的怯意。
“三师弟？”我有些不确定地开口。
他点了点头，喉结滚动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又怕说错。他低下头，盯着茶杯里浮浮沉沉的茶叶梗，像盯着一件天大的事。
“我我不是来找你回去的。”他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话，“我就是路过，想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路过”两个字说得太心虚了。从凌霄宗到洛京城，何止三千里路。他的鞋底都磨穿了，露出脚趾头。